CCTV2《央視財經評論》:管管善心的大忽悠
  存多少錢您才夠養老?現在有的媒體算了一筆賬,說到60歲退休,除去每月的養老金之外,可能還要多花100萬才夠維持到80歲。很多人看到這一百萬都心頭一緊,養老真的要一百萬才可以嗎?這個賬算的靠譜嗎?如何管一管這些或大或小的忽悠人的消息?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乃軍博士、著名財經評論員張鴻共同評論。
  養老要一百萬才可以?市場上哪來那麼多忽悠人的信息?

  胡乃軍:新聞表達需清晰 不能造成恐慌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看到這個新聞,我心頭一緊。如果這個新聞就是靠標題來賺人眼球的話,是不太負責任的。但它其實是想說,幾十年下來,整個退休養老生活,把現金流積攢下來,我需要多少錢。它並不是說到了那個歲數,我的賬戶上要有多少錢。但有時候,我們公眾在接受新聞的時候,他不可能看那麼仔細,算那麼仔細,不可能那麼理性,那這個時候一慌,可能就會覺得,我到60歲的時候,賬戶上需要一百萬,沒有就過不好生活了。所以新聞要向公眾表達得清楚一些才好,不然就容易造成一種恐慌,使人們產生焦慮,所以我對這個新聞是有一定意見的。我覺得這是在賺噱頭,賺眼球,不應該。
  在理財角度上,原來新聞里有所謂的理財專家,他看似是一種善意的說法,說你們要準備錢,沒有多少錢不夠養老,但他就沒有想到,這個受眾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如果這個新聞發在航班讀物上,對這些高收入群體可能影響不是那麼大。如果是面向大眾媒體,那收入是要有區分的,地點是要有區分的,生活狀況也是有區分的,如果不做這些考量和考慮,那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做新聞,傳播消息都要有責任感。為什麼我們在傳播中有些話不能說,有些詞語要註意說,有些要註意表達方式呢?就在於你面對的是一個不確定的受眾。傳播消息的時候,需要考慮一些特殊的受眾。要時刻考慮到,你發佈的信息是大眾傳播,所有人都有可能收到,那麼這時候那些脆弱的群體,容易敏感的群體,對這個信息有負面接受情緒的群體,你要考慮他們的感受,要註意這個消息發佈之後的責任、後果,儘量註意,不要危言聳聽,光為了賺眼球是不對的。
  張鴻:養老替代率約70%才能保證退休後生活水準不大幅下降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是這樣的,那一百萬是每個月,你想為自己補充養老。就是基本養老不算了,補充想多收入2千塊錢,20年大概是48萬,48萬又算了20年的通脹進去,大概是116萬。這個數字你一開始聽起來確實挺嚇人,但是你事後一算,可能有的群體覺得更嚇人。比如說農村的,像我們老家一個月才拿幾十塊錢,他也養老,他沒法算這個。還有一些,比如說統計局也說5萬6年收入以上就算富裕群體,對他們來說,可能退休以後,一個月多加兩千塊錢,不是一個特別大的要求。
  我們的養老替代率現在比較低,尤其企業的是40%左右,這個替代率是什麼呢?比如說我現在一個月一萬塊錢,那我可能退休以後拿到的那個錢是4千塊錢,那替代率就是40%,6千塊錢就是60%。一般來說,你要拿到替代率70%左右,你才能保證你的生活水準在退休之後不大幅下降,40%就大幅下降。所以理財專家其實是在告訴你說,為了保證補上這30%40%的差別,你要每個月多交點錢,到最後累計20年是一百萬左右。但其實不同的群體是不一樣的,但是我覺得我們要算這個賬,這確實是我們這一代人需要考慮的。不要別人一說什麼你就嚇一跳,但你得自己心裡有數。
  胡乃軍:政府決策需公開透明 不給謠言留有散佈的空間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政策有的時候模模糊糊,像麵包車換牌,這個消息和養老需要一百萬不一樣,這個消息可以讓我們政府出來進行闢謠,是建立權威的一個很好的途徑。這個時候是政府的決策和制定,那麼你這個消息是真是假,需要政府的權威性來在裡面。如果政府權威的,真實的消息不出現,那就會被虛假的,不真實的消息占據這個空間。
  有些時候,尤其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的時候,需要我們政府在這個時候出現,因為在這個時候,政府權威性是得到人們認可的。像養老金這塊,有可能需要看你的收入,家庭結構等等,但是像車牌換照,這絕對是政府公信力體現的時候,這個事情是真是假,那麼政府在決策,在探索,在公佈的時候,要公開透明,不能模模糊糊遮遮掩掩,如果模模糊糊遮遮掩掩,就給虛假的消息造成了散佈的空間。
  張鴻:增加造謠者的成本 就減少了他們造謠的動力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因為我關註新聞,我知道這個邏輯鏈是什麼。就是到今天,這個傳言出來,它的邏輯鏈到底是什麼。過去你家用的小麵包車一般來說都屬於小轎車,就是小型載客汽車,那是一個行駛證。今年開始,小型麵包車單獨有了一個本,如果你家裡有一個麵包車,那個行駛本上就叫小型麵包車,依然是藍牌,但換了一個車本。有麵包車的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想換成小轎車。為什麼他擁有小型麵包車了?就是有一些人搖到號以後,當時不一定需要車,但他得把這個牌占上,那成本最低的辦法,是買一個最便宜的車,而二手的麵包車是最便宜的,最早的消息,我看媒體報道最早的消息好像是出自4S店,4S店可能想推銷車,就說麵包車有可能到下一步會變成黃牌,以後在北京市區就不方便了,就發了個短信說,趕緊到我們4S店買轎車吧。隨之而來的就是猜測加上恐慌。在25號的時候,北京好幾個媒體採訪了車管所,車管所說目前沒有這個事。
  法律的制定要界定清楚,比如說一個傳言引發了社會巨大的恐慌,造成了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這個影響到什麼程度?然後我們界定清楚對個人的傷害。比如傳言趕緊搶鹽,我可能就要花十塊錢買鹽,那這我是不是可以起訴他?還有,給我造個謠,說我私生活怎麼樣,這是不是侵害了我?這些界定清楚以後,需要有嚴格的執行。相對來說,成本比較低的執行,比如說一個恐慌性的信息,如果引發了眾多群體性的恐慌,是不是比如有比如集體訴訟的機制來保證。這些在立法層面和執法層面都應該相當嚴,才能夠減少那些說謊者,或者造謠者造謠的動力。增加他們的成本,就減少了他們的動力。
  張鴻:要讓民眾更相信相關部門的信息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要提高我們的慧眼,我們還是相信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相對來說,專業的人大概有一些,再持續關註一些帖子,大概就能夠有一個判斷。另外一方面,除了提高我們個人判斷力,還要提高相關部門的公信力。我們部門反應有時候一個是不及時,再有信用不是一天積累的,但是它可能一天就毀掉了,所以它是慢慢積累的,我們還是要讓民眾更相信相關部門的信息。
  胡乃軍:要追根溯源 審視發佈信息的源頭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發佈信息的時候,我們真的需要一種專業“勝任”的檢查。簡單說,你發相關哪一類信息,你得有這一類信息的資質。比如說養生的,醫療的,用藥的這些信息,這些信息不是隨便哪個人都可以發的。現在我看微信,看到養生用藥的信息,先看來源,如果是公眾號,比如某某醫療信息網,我再點開它的資料介紹,看建立這個信號的人,他具不具備醫生用藥專業資質,如果他具備了,我才用一個比較理性,比較尊重他的角度去看,如果不具備,那我就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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